新闻背景

　　·多所高校将语文课列为必修必选课

　　去年年底，教育部高教司在湖南召开会议，建议高校面向全体大学生开设中国语文课。今年以来，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南开大学等多家学校先后把语文课列为必修必选课。“语文”两个字，又以矫健之姿，重新回到了高校的课堂上。

　　据了解，因高校课程设置问题涉及高校办学自主权范畴，教育部并未对高校大学语文课程开设作硬性规定，该课程如何设置由学校自行决定。

　　声音

　　·齐鲁晚报：弘扬传统文化的必要之举

　　近年来，尽管大学语文在部分高校已被定为基础性的公共课，但实际上长期处于边缘地位。目前，中国学生在学习英语上花费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和英语的强势相比，汉语明显被冷落了。很多大学生尤其是理工科学生，对中文的驾驭能力、对文学的鉴赏水平不容乐观。面向全体大学生开设语文课，把语文课列为大学生的必修必选课，这对于提高大学语文的地位，传承民族文化，无疑将起到巨大的作用。

　　中国人的汉语低能正向精英聚集的高校扩展。在本该术业专攻、精研学理的时候，大学生们不得不重新学习汉语文章的基本典范，补足匮乏的汉语词汇、补读早就应该耳熟能详的诗文名篇。教育部再不出面推动大学语文教学，大学生读不懂中文报纸的“奇闻”恐怕早晚会出现。

　　很明显，大学生汉语低能的重要原因之一在于国人普遍的英语疯狂。从小学到大学到硕研、博研，大家辛辛苦苦几十年，大半精力用于闯过一道道英语考试关口，哪还有心思考虑汉语是否过关。［详细］

　　·教育论坛：大学应积极发挥文化引领作用

　　○好的大学总是深深扎根于民族文化，使民族文化免于在全球化的巨流中随波逐流，失去自我认同。

　　○通过培养全面发展的人，通过对人本文化的坚持与弘扬，可以直接创造建设新社会、形成新文化的种子。

　　在长期历史发展中，大学有悠久的文化积淀，积累了独特的文化品格和精神气质，养成了良好的文化生态环境，理应成为国家文化发展的重要支柱，不断引领国家的民族文化、先进文化和人本文化。

　　大学应担负建立民族文化的使命，不断引领民族文化。大学承担着民族文化与人类文明的积淀与传承的任务：一是民族精神的传递，二是知识的传授。大学在民族和国家总体结构中是一个文化符号和精神象征，是守望民族精神的特殊堡垒。

　　当今，我们身处全球化的浪潮之中，但全球化愈发展，愈显示民族文化的重要。只有把二者融合，才能在对其他文化开放的同时，保持自己的文化传统和历史根基。好的大学总是深深扎根于民族文化，使民族文化免于在全球化的巨流中随波逐流，失去自我认同。大学自觉承担起民族精神象征的重任，维系民族文化的血脉，这一点在民族危急时刻表现得更为明显。例如，20世纪30年代，在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南京大学老校长罗家伦上任伊始就以一种敢于担当的宏大气魄强调，要把一个大学对于民族的使命认清，从而创造一种新的精神，养成一种新的风气，以达到一个大学对于民族的使命。他认为，我国大学的使命就是为中国建立有机体的民族文化，并强调这是大学永久的负担与责任。大学若不负起创立民族文化的使命，便失掉大学存在的意义，更无法领导一个民族在文化上的活动。从中国大学史上看，南京大学在20世纪30、40年代的民族危难之际，自觉承担起了民族精神象征的重任，沉潜于文化的传承与创造，保持了民族文化创造的活力，成为抗战时期文化坚守与文化守望的重要堡垒之一。

　　大学有责任保存和弘扬民族传统。大学首先是民族传统文化的博物馆，在大学里面，我们可以看到一个民族走过的道路，领略到民族文化的结晶。大学有一种内在精神，有一种宽松活跃的学术氛围，使大学能够通过不断的学术研究去引领民族文化传统，并且利用民族的传统资源进行创造性转化，以契合于新的时代精神。

　　大学要敢于追求真理，捍卫正义，不断引领先进文化。

　　南京大学老校长郭秉文曾强调：“不发扬民族精神，无以救亡图存；非振兴科学，不足以安邦立国。”大学通过追求真理，捍卫正义，不断推动科学文化和人类社会政治解放的历史进程。

　　从历史上看，中国的科学主要是通过西学东渐传来的，在这个过程当中，作为先进知识分子的集中地，大学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大学里的知识分子大多留学西方，睁眼看世界，深切地认识到知识就是力量，对科学抱有坚定的信仰。在21世纪，大学已成为社会中最前沿的组织，它在国家兴衰和社会转型的过程中，在国家创新体系的建设中更为举足轻重。大学是创新的发源地，不故步自封，始终保持敏锐的洞察力和独立的判断力，激励创新，鼓励实践，不断成为创新文化的开拓者、学习型社会的倡导者，始终辐射、影响、引领着社会生活的再创造。

　　大学是一个知识共同体，不同学科的发展，不同学术观点的辩论，养成了大学“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氛围，塑造了一种民主、和谐、宽松的大学制度。科学民主的大学制度，对社会始终存在一种影响力和感召力，也保障了大学对社会正义的追求。大学在特定的条件下更通过亲身参加民主运动而为社会树立一种争民主、求自由的新文化。

　　大学要培养全面发展的人，不断引领人本文化的实现。大学在首要意义上是培养人的机构，履行着教育职能，这种职能的核心和根本是把人当作目的，而不是手段，使人成其为人。真正的大学是以培养“人”为天职的，它的立足点和归宿点是人，关心人的解放、人的完善、人的发展，在最广泛的意义上塑造全面发展的人，促使受教育者在人格方面得到最充分的完善。忘了人的灵魂，教育也就失去了自己的灵魂。大学通过培养全面发展的人，通过对人本文化的坚持与弘扬，可以直接创造建设新社会、形成新文化的种子。经过多年大学理念熏陶、富有理性、秉承创新精神的学生，带着理想信念源源不断地走向社会的各个领域，成为社会各个阶层的中坚分子，为社会注入以人为本、和谐发展的文化要素，从而提升整个社会的文化水准。

　　文化是国家和民族的灵魂，集中体现了国家和民族的品格。今日中国的大学，面临经济全球化所带来的文化多元化的影响，一方面要具有融合中西文化为我所用，继承和创造民族文化的勇气，更好地担负起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重任；另一方面也要努力促进不同民族、不同国家文化的和谐共生，做到和而不同、共同发展，为促进不同文化的沟通和融合而努力。在文化交流与碰撞的时代，大学在引领先进文化、推广先进文化方面将会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作者为南京大学校长　陈骏）

　　调查

　　高校传统文化课程普遍存在教学问题

　　本报讯　近悉，在教育主管部门最近组织的一次对全国高校人文社会科学教材和课程情况的调查中发现，高校传统文化课程普遍存在着教学问题，在部分高校甚至出现了常识性的错误。学者们忧心忡忡地提出，传统文化课至少在师资、教材、课程体系和教学方式上还有待进一步的规范和提高。

　　随着传统文化热的不断升温，传统文化相关课程近年来也被高校普遍纳入了“通识”教育体系。“90%的高校都开设了传统文化相关课程，叫做中华文化概论、中华文化入门，等等，但都效果平平。”北京大学中文系主任温儒敏教授评论。

　　尽管从大一开始就知道学校有一门全校的公共选修课“中国传统文化概论”，已经是中央民族大学中文系大三学生的夏灵芝却从来没有考虑选修这门课程。她告诉记者：“这门课是哲学系老师开的，一学期都是他从头讲到尾。”如果一学期只讲授传统文化“哲学”，没什么意思。

　　浙江大学可选的传统文化课很多，但信息学院的小孙却都不太满意。“感觉上得太死板，大家兴趣都提不起来。故纸堆里的古代文化，没有人去听的。”他提出自己的建议：“传统文化有没有可能和实际相结合？”

　　四川大学中文与新闻传播学院院长曹顺庆教授告诉记者自己的一件亲身经历：“在一个还算是比较重视传统文化教育的重点院校，一位老师把‘如享太牢’中的‘太牢’，解释为‘监牢’。这是误人子弟啊！”

　　所以，师资问题是高校传统文化课程建设面临的首要问题。学者们向记者表示，讲传统文化，首先不能讲成戏说，传统文化博大精深，很多精髓只能自己懂了透了，才可能讲得精彩。而曹顺庆告诉记者，现在的情况是，教传统文化公共课的老师大都是中青年教师，其中很多还是才刚刚毕业，“很多都没有原原本本读过十三经，也很少有人通读过二十四史，能把先秦诸子的书读完的人也少见，自己都半懂不懂，怎么教学生”？曹顺庆提出，虽然师资方面问题的解决不可能一蹴而就，但如果没有意识，不加强培训，尤其是加强对部分理工科院校公共课教学部老师的培训，那么师资将是制约传统文化课程质量的根本性问题。

　　“探讨所有的教学方法都没有绝对意义，有没有优秀的教师是第一位的。”复旦大学人文学院副院长陈思和教授提醒，培训之外，如何用制度来保证优秀教师的教学积极性也是关键。

　　高校传统文化课程建设面临的另一个突出问题就是教材问题。温儒敏告诉记者，现在，专门为传统文化通识课编写的教材比较少，更多的是比较专门的教材，比如专为中文系学生的专业课编写，而非为非本专业学生编写的通识教材。“即使在为通识教育课编写的传统文化教材中，也普遍存在着‘大而空’的问题。”曹顺庆表示，就像中央民族大学的学生反映的那样，现在的传统文化课教材一般都是泛泛的文化通论，没办法提起学生的兴趣。对此，陈思和认为，“文化”是非常广泛的涵义，泛泛而谈还不如不说，“通识、概论不适合做文化素质课的设课角度。”曹顺庆因而提出：“教材应该以实的为主，以问题带经典作品原文，以作品印证问题。”他现在考虑的是，怎样把教材建立在阅读文本的基础上，再来进一步探讨问题，或者通过探讨问题，引起学生进一步阅读文本的兴趣，也就是说，既不能一味讲空论，也不能仅仅编个作品选就丢给学生，而是两者的巧妙结合。“我刚刚在复旦大学出版社推出的《中华文化》，或者可以代表我在这方面的尝试。”

　　对浙江大学小孙同学的不同意见，一位南开大学的教授承认，“传统文化课如果与现实完全不相关联，自然教学效果不好”。他认为，传统文化课程被接受需要有一个发展时段，需要在新时间语境下的重新阐释。“要把传统文化课与现实的密切联系提出来，提升学生的眼界，丰富他们的思维方式，学生才会觉得有收益”。

　　看来，传统文化课的课程体系和讲授方式也需要进一步的规范，但“规范不是限制”。温儒敏表示，现在传统文化课几乎都是“因人授课”，老师想怎么开就怎么开，哪方面懂得多就多讲一些，不懂的就少讲甚至不讲。“这也是因为传统文化课程涉及面太广，另外也没有统一教材样板所致。”同时，也缺乏专家将其作为正规课程来建设：“到底应该怎么讲，讲什么，面对文科生、理科生不同的知识结构，怎么讲才能激发不同学生的兴趣，这些问题都是我们下一步要关注的。”

　　“现在的问题是，很多传统文化课都是一个老师从头讲到尾，一个人把各家各门、从先秦到清代，从天文地理到易、道、佛，从服饰文化到琴棋书画，一一讲通，是完全不可能的，除非乱讲或者照本宣科。”对此，曹顺庆建议应该进行群体式教学的改革，每个老师选择最专长的专题和相应文本，可以“群体互补”。现在，四川大学的实验是，每学期都有来自中文、历史、哲学等不同系部的十几位老师同时开课，学生可以选择不同专题来上课，学有专长才能真正讲得透。

　　另有学者提出，传统文化通识课还存在着盲目通俗化的误区。“古代文化有其特定语言——古代汉语，如果不从古汉语的角度来理解传统典籍，就会理解不好；同样，完全从白话文来翻译典籍，也学不好典籍。比如，一本《诗经》无论如何翻译，都像打油诗。”这位学者提出，在上传统文化通识课时，翻译应只在必要时作为辅助，应该更多地从注释来理解典籍。

　　据了解，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国家"十一五"时期文化发展规划纲要》中提出，未来五年，国家将在有条件的小学开设传统文化课，加强高等学校传统文化教学与研究基地建设，并推动相关学科发展。无疑，传统文化课还将持续升温。但如果传统文化课的基本教学问题无法得到解决或改观，这种升温就有可能只是“虚火”一场。《中华读书报》